德尔菲神谕：模糊性、制度因素和多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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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尼古拉斯·扎哈里尔迪斯（Nikolaos Zahariadis），男，现为美国罗德学院国际研究院莫提尔·巴克曼杰出讲席教授。（Mertie Buckman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Chair,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Rhodes College, 2016-present.）

一、本期编译

原文简介

文章题目：《德尔菲神谕：模糊性、制度和多源流》 Delphic Oracles: Ambiguity, Institutions, and Multiple Streams

文章作者：Nikolaos Zahariadis

文章来源：《Policy Sciences》

发表日期：2016.3

译稿原载于《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原文摘要：“多源流理论”作为西方公共政策过程分析中广泛应用的工具，缺乏制度因素的考量已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将制度因素融入多源流框架是十分有必要的。制度通过倡导价值等方式促进或限制决策，而模糊性引起制度理解上的多样化，模糊性程度和政策执行内容的双重作用又形塑政策变迁的方式。同时，政策企业家的行动策略对政策执行有重要影响，具体表现为：由于个人特质和操作技术方面存在差异，制度和行动者策略会影响到决策者的注意力、方案选择乃至政策产出。尽管制度变量没有改变多源流理论的内在逻辑，但是制度因素对多源流理论产生的影响是未来公共政策研究的一个方向。

原文关键词：模糊性；多源流；制度因素；政策企业家；政策变迁

译者简介

        欧阳文忠，男，湖北孝昌县人，贵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公共政策分析；

        杨志军，男，湖北公安县人，博士，贵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贵州大学中国西部发展能力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领域为运动式治理，环境抗争，政策变迁。

二、编译内容

Ⅰ.引言

本专刊聚焦于发现多源流路径（multiple streams approach，MSA）中一个被忽视的方面：制度在修正（或没有修正）该路径的逻辑和假设上所产生的影响。“制度”被定义为正式或非正式的体系，嵌入到那些可能会限制或者促进决策的社会规则之中。学术界对MSA一个主要的批判是该路径无法明确地将决策逻辑的制度动因具体化，并无法形成可验证的假设。专刊主要涉及到三个问题：（1）制度因素在多源流中的角色和地位以及影响；（2）制度、模糊性和公共政策三者关系；（3）制度和模糊性对以决策内容和决策过程为核心的政策过程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作者们基于从捷克（Czech Republic），德国（Germany），挪威（Norway）和欧盟（European Union）四个比较案例中获得的经验证据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探讨。本文首先介绍多源流的来源和构成要素，然后列举出了把制度因素融入MSA中所带来的一些挑战，最后简要介绍一些学者试图克服这些挑战所采取的方法。制度的引入使MSA的逻辑变得丰富和复杂，但严格意义上来说并没有修正MSA的逻辑。

Ⅱ.多源流的起源和要素

在古代，阿波罗·洛克亚斯（Apollo Loxiax）的女祭司皮希雅（Pythia），通过说出令人费解的话来传达预言，牧师们需要把预言解释给那些对上帝的仁爱和善行充满渴望的朝圣者听。牧师当然明白模糊性在人类事务中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国家事务中。德尔菲是古希腊神话中可预测未来的阿波罗神殿所在地，成为预测未来的代名词。去德尔菲神庙的朝圣者中有国王，将军和政府官员，他们以上帝的指示为作出战争或者和平决定的根据。清除预言或许比弄明白牧师们流传的难以理解的神谕更容易，但这既是无益的，也是不可取的。模糊性在使牧师致富上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同时，模糊性还可以给予朝圣者价值和神明启示。模糊性使牧师们永远是正确的，因为他们充分利用了我们今天称之为“选择性注意”和“选择性理解”的优势。

一方面，德尔菲神谕和工具性以及理性选择相关。牧师利用“轻信的”朝圣者来传递预言以获取财富和声望。对于该说什么，对谁说，为了什么目的，他们都进行了战略估计。他们尽可能搜集在他们面前人的信息，以一种为自己创造最大净收益的方式来传递神谕。他们也很清楚，对“权力”说真话是一个危险的做法；所以神谕被精心设计用来取悦和安抚朝圣者。否则，朝圣者不会作出回应或出现更糟的情况，他们可能会在一怒之下转而反对牧师。

另一方面，德尔菲神谕是一种实用的欺骗性游戏。预言以一种呈现出很多价值的方式被精心设计，这样朝圣者听到的就是他们想听到的。精心组织的清洗和庆祝仪式给整个事件增加了合法性，使价值和神明启示与人类理性无缝连接。或许朝圣者和牧师（当然）知道德尔菲过程的真实情况，但似乎没人在意这点。在神明启示和偏好建构的过程中加入少许的盛况和气氛，从而为理性的灵魂提供养料。

MSA对公共政策的概念化过程与德尔菲神谕有某种程度上的相似，是一个包含模糊信息的仪式化过程产生自相矛盾的解释。模糊性被定义为多重性的、相互冲突的、矛盾的公共事件，情景和过程。模糊性被操作化为三个指标：偏好错置（problematic preferences），技术不明（opaque technology）和流动参与（fluid participation）。决策者经常面对的不是先验性的和一致性的偏好，他们不明白这个过程是如何运行的，尤其是当一项决策涉及到跨越行政或国家管辖范围的多个部门时。最后，参与率随着决策场域的呈现位置不同而不断产生变化，这一点至少和机构之间的等级位置一样重要。

MSA作为一种解释性框架运用于被其他框架视为误差而不予考虑的模糊性情况下。它并不排斥理性选择反而为理性选择做了补充。它从科恩等人的组织选择的垃圾桶模型中获得灵感，最早被金登用来解释美国国家层面的议程设置问题。

一般决策理论认为组织的决策是有意的，连贯性的行为，认为行动者都有一致的外生偏好，有时间去寻找和评估备选方案，并且拥有明确和稳定的决策规则。然而，这些条件并没有在众多可供选择的概念化过程的案例中体现出来，而是要求与人们的实际经历更相近的案例。科恩等人发展出了一种视角，即在松散耦合和部分重叠的环境中，把组织过程视为在参与者关注下相互冲突的需求形成的一种场合。他们把选择的垃圾桶过程概念化为：选择机会、问题、备选方案和参与者这四个相对独立的要素或源流。四要素的相互作用遵循一种时间逻辑，即各个要素进入或者离开决策场域的速度是不同的。在给定的选择中，机会问题和解决方案彼此连接，不是因为他们作为“手段—目的链（means-ends chains）”的内在关联，而是因为他们在时间上是接近的。垃圾桶模型的缺陷是任何方案都能够解释（尽管不一定能解决）任何问题，因为问题和解决方案是同时产生的。这些问题—方案的集合（problem-solution packages）依次被决策者追踪识别，他们进入或者离开决策场域取决于他们注意力的竞争性需求。最终的结果是决策者给备选方案带来的是一个受组织结构和资源（可用资源）影响的变化无常的过程。

金登（John Kingdon）把这种概念化过程运用到理解议程设置问题中去，例如，一个方案产生的时机是怎么出现的呢？如何使问题成为摆在首位的问题？金登调整垃圾桶模型的逻辑以适应公共政策，开发出了一个在美国联邦层面解释议程设置的模型。他概念化为三个源流：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把行动者也纳入到三个源流中去，增加作为方案推动者的政策企业家的重要性，并与问题或政治源流结合起来去重新审视“选择机会”这一概念。问题源流可理解为事务的预期社会状态，如通货膨胀，环境污染，健康保健服务与现实的偏离所产生的问题。政策源流是指提出的建议、倡导的方案和在小范围政策群体中争议的观点。政治源流包括宏观层面的行动者，如政党和国民情绪。政策过程是松散耦合的，某种意义上来说，源流是独立的，即每个源流按照其自身的动力机制和规则运行。例如，虽然很多解决办法漂浮在政策源流上，只有相对较少的建议能被政策共同体中的专业人士接受。焦点事件能够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其他事件转移到某些事件上来。源流之间是弱关联的但不是嵌套的（nested）；它们可以相互作用，但它们不能同时变化。例如，私有化政策被提出用来解决公共资金不足的问题，最后可能被用来解决一个有关企业文化创建的问题。

当熟练的政策企业家在政策之窗开启的时候推动三源流汇合，问题就会更有可能被提出和进入议程。政策之窗被定义为政策变迁的机会，当重大变化在问题或政治源流中发生，政策之窗就会开启。例如，911事件为许多政策开启了政策之窗。全国大选通过为新一届政府上台执政提供机会以及强调一系列不同的问题和优先事项，从而打开了政治源流中的政策之窗。MSA的逻辑最近已被扩展到不同治理领域、治理水平的政策形成和政策执行问题中去了。然而，尽管有许多比较性的研究，但MSA在理论上依然缺乏制度解释。

Ⅲ.制度、模糊性和公共政策

政策系统的制度特性极大地影响着政策绩效，系统的效率与问题或解决方案的效益等因素都应该被考虑进来。并非所有的决策者都可以在同一时间处理所有问题，并非所有的解决方案都会自发出现，制度结构这一过程具有两个重要的功能：他们制约/促进政策选择。在这里，我首先总结制度、模糊性和公共政策三者之间的关系，然后阐述这些因素对MSA的影响。这样的总结有两个好处：把涉及制度因素的大量文献缩减到两个方面（限制和促进），并有助于把处于杂乱无章状态的MSA融合到这两个方面中去。

选择通常基于对方案组合预期结果的评估和对一致性偏好的追求，在限制性的制度环境中发生。稳定的非正式或正式的规则集合形成群体中个人、制度相互作用的结构化模式，使决策过程充满可预见性并减少不确定性。但它们也偏置优先事项、有偏见的解决方案，以及扭曲决策过程的时间长度和竞争性。一个粗糙模糊的制度形态（即多的数不胜数的自治机构）会产生分歧，延长政策制定过程和增加政治冲突发生的可能性。例如，当一个政策在被采用之前，经过多个机构并为了配合机构日程，政策的采用率就会下降。此外，由于不同的群体有机会接触不同的机构，需要吸引拥有不同议程和偏好的群体，为达成妥协，政策将面临更大的阻力和压力。选择是在制度上允许或可行的基础上，在有限数量的问题和方案中确定备选项的过程。众多机构和多点接入的美国立法制度与英国的一院制、多数民主制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除了限制选择，制度也通过提倡价值这一方式来推进公共选择。感性暗示和框架对于价值的唤起和塑造经常会引发特定情况下的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讲，制度化的框架和制度衍生的认同感通过反馈过程和前后验证的方式，对注意力和价值进行了塑造。韦伯和格林认为“制度以认同感、框架和绩效预期的制度化组合的形式存在，可实际上或许会以一种直接或理所当然的方式主导行动”。例如，国家立法程序和制度形塑了个人关于他们是什么人以及他们属于哪个团体的信仰。具体有三个机制：嵌套和协商一致型机制（nested and consensual）（例如，德国和西班牙）、交叉和有争议型机制（cross-cutting and contested）（例如，法国）、分离和矛盾型机制（separate and contradictory）（例如，英国）。反过来，认同感有助于对在特定情况下更大规模跨国经济合作、限制移民等类似政策广泛支持现象出现的原因进行解释。又如，欧洲议会的议员从备选方案清单中进行决策，这取决于众多党派和欧洲身份的认同程度。制度性的规则反而能够偏置不同方向的政策，从而有助于促进融合。

模糊性对制度和公共政策研究形成两个方面的重要挑战。首先，因为制度的概念会因稳定性和政治冲突的不同而不同，不同的制度概念会对政策形成产生不同的影响。模糊性的概念意味着制度由于情境不同而具有两个或更多的含义。这种多样性意义给创造性的解释提供了空间，这种解释既制约又促进公共选择。模糊性授权行动者持续重新诠释制度性的机会和限制，从而产生不稳定和紧张的政治局势。由于制度为行动者提供了不完美的指导，随着时间的推移，行动者可能会发现对某种制度新的诠释，在持续谈判体制妥协的形式下形成一种不断变化的状态。边界和行为准则成为政治争议的背景，尤其对于那些有动机寻找新的解释来克服分散式缺陷的失败者来说，更为如此。因此，政策变迁既不是渐进式的，也不是间断式的，而是取决于模糊性程度和现实情境。机会连接着行动者、行动战略和政策内容。像MSA这样的政策框架，假设普遍模糊性的存在，制度化的规则和代表偶发事件的期望需要被具体化到特定情境中。反过来，这种逻辑需要对制度和模糊性的二元性进行认真的研究，来弄清楚促进或抑制政策变迁的机制和条件。

其次，模糊性帮助形塑政策在实施阶段的具体内容。当政策执行中的新工具对政策目标的实现同时提供动力和阻力时，政策执行与政策目标之间的不一致性就会产生。在政策制定阶段，把冲突从制度约束中分离出来能够促进实施阶段的政策创新。赫特尔把这个过程称为“欺骗性手段”（subterfuge），并使用这个概念来解释为什么在充满政治冲突的体制复杂、有争议的欧盟环境中，决策依然被制定和执行。欧盟的成员国和行动者在欧盟场域中对除一般性的国家行政执行问题之外的事务进行决策，鼓励激活跨成员国之间，政策过程的不同阶段中不同机构和行动者的作用，包括矛盾和促进实验，学习借鉴，以及国家适应。从制度的角度来看，欧盟决策过程中的模糊性既约束又促进政策过程不同阶段中的方案选择。

Ⅳ.把制度带回多源流

把马奇和奥尔森称之为合适性的逻辑（组织选择的垃圾桶过程）运用到公共政策中来，引起了MSA分析方法上的一些变化。政策企业家并不是纯粹的资源掮客（energy broker），他的决策过程是通过把支持或反对的获胜联盟聚集在一起来提出方案。此外，问题源流和政策源流中不乏行动者的参与，因为他们被政策团体或政策网络中的团体或个人争议、反对、修正以及重新引入，这种政策团体或政策网络则与更广泛政体中的行动者（如民选官员、新闻媒体等）相关联、影响和被影响。定义问题的方式与决策者标准和偏爱的匹配程度影响行动者结束议程的地点。一个很有前景的理论认为，框塑效应不仅体现在前决策阶段，而且也偏向于方案的搜寻和选择过程。总而言之，MSA认为对注意力的认识和结构化产生了偏好与选择之间可预测性的转变。

虽然这些变化使得模型更加稳定，使公共政策专业的学生对它更熟悉，但这种适应性变化付出了一个代价：缺乏对组织结构进行明确关注。垃圾桶模型中的结构化变量对绩效能够产生重大影响。计算机模拟领域的学者把垃圾桶模型具体化为决策者与选择机会相联的三种决策结构：开放，等级化和专业化。一个开放式结构可以把决策者与任何一个机会联系到一起。层次结构把一些（重要）决策者与更多选择联系起来，反之，把不重要的决策者与相对较少的选择联系起来。在专业化结构中，决策者专攻他们可获得的机会。不开放结构产生的结果与模型的其他特征联系在一起，如处在资源超载和复杂问题中的变量，易于产生一系列严重问题，冗长的决策时间（解决问题所花费的时间）和无效率的活动（时间花了，问题没有解决）。

这些研究结果的启示并没有被运用到多源流中来。金登指出了每个源流的结构特征——例如，技术可行性增加了解决方案从政策源流中漂出的机会或政治源流中理念的接受机率，政治源流中的政策理念一定程度上受到国民情绪的影响。扎哈里尔迪斯进一步研究了这个问题，他假设特定政策群体或政策网络中的结构一体化程度影响解决方案的轨迹（方案的内容和紧急程度）。但有一种情况没有考虑进来，即制度的作用还没有被系统性地纳入到决策过程中来。例如，MSA在制度易变（欧盟案例）和制度稳定（捷克或挪威案例）的环境中是否具有相同的解释力？等级因素会影响政策企业家建立优胜联盟的能力吗？

    到目前为止，MSA一直试图从三个方面将制度模型化：制度歧义（institutional ambiguity）、场域（arenas）以及政策之窗的持续时间（duration of policy windows）。理论上的努力类似于一种不系统的政策拼装（policy bricolage），这种拼装在双重意义上把行动者和制度联系起来，即通过在一个制度化的剧本中重组一个不稳定的、维持性的且包含实质性目标和象征性要素的混合体，虽然不同于以往做法，但和以前的政策预期和政策结果类似。用凯尔内的话来说，它是通过从其他理论调取熟悉的要素组合而成，但由于加入了自己的见解而又显得互相矛盾。研究没有建立类似的制度设计，也没有和其他研究进行对话，所以仍然是不系统的。

亚克里尔和凯（Robert Ackrill & Adrian Kay）把制度模糊性作为外溢效应的推动者引入到MSA中去。在把最初的MSA运用到美国的时候，金登发现，在一个领域重大政策变化可能会导致其他相关领域的变化。他称这一过程为外溢效应，并假设当政策企业家成功地改变了问题场域中的优胜联盟时，外溢效应就会发生。换句话说，在一个场域的政策成功会打开另一个场域的政策之窗。亚克里尔和凯认为，这种情形在存在频繁机构边界转换的欧盟中，尤为典型，从而把外溢效应这一概念正式化。在管辖权重叠的案例中，当两个或更多机构处理同样的问题，你会发现两种类型的外溢效应（spillovers）：外生效应（exogenous）和内生效应（endogenous）。外生溢出效应就是由金登提出的那种类型，它取决于政策企业家在不同政策领域取得成功的技巧。相反，内生溢出效应是一个机构产生的先例会在另一个制度上相关却是不同的机构中影响政策结果。例如，2015年，WTO“糖”案例的失败赋予了欧盟贸易理事会（EU’ s Trade Directorate-General，DG）在推动糖补贴改革自由化上的特许权，尽管这是DG农业司的管辖范围。内生溢出效应可以如此强烈，甚至到了“迫使决策没有被否决就要被作出”的地步。

其他学者把制度概念化为场域。通过界定决策作出的背景，制度把可能参与的行动者类型、优胜联盟的规模、制度上可行的备选政策方案具体化。运用这种模式，尼斯和密斯雷塔（Ness & Misretta ）引入“政策环境”（policy milieu）作为附加元素到MSA中去，对北卡罗来纳州和田纳西州用以资助教育的教育券制度的实施效果进行了检验。政策环境是指（美国）州政府的组织结构，如州长的正式权力，以及他们所谓的立法专业性。布兰克鲁（Blankenau）则把制度环境和政策之窗联系起来，他认为投票点越多，政策之窗的持续时间越长，从而采取一项公开的且包含大量必要妥协的针对性政策。

通过对最初垃圾桶模型中决策理解和进入结构的追溯，扎哈里尔迪斯发现了政策之窗的持续对政治冲突、民主参与和政策变迁规模的影响。他区分了政策之窗和制度之间两种不同的联系：周期性和偶发性的截止时间。前者被嵌入到暂时的制度剧本中，如国家选举或者预算谈判；后者则是内部或外部条件的影响，比如意见、判决或自然灾害。扎哈里尔迪斯聚焦于偶发性的最后期限，考察了从制度上减缓或加速政策过程所产生的影响。他假定，特别是短暂的政策之窗会通过限制参与和提高框塑效应的强度来降低冲突的可能性。然而，在内部要求的最后期限即内生开启的政策之窗则会增加冲突的可能性，因为他们更具政治可塑性，同时有外部强加的力量施加作用，例如，外生开启政策之窗支持在现状中产生强烈背离，因为决策者可以利用它们来避免被指责。

把制度因素纳入到MSA中最精心的尝试是由佐赫尔菲等人等人做出的。他们对两个嵌套过程进行了概念化，一个是议程设定（议程耦合）过程，另一个是决策（决策耦合）过程。正式制度在决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学者们对制度如何在决策中发挥作用展开了具体的研究。他们声称“当政策源流和问题源流在决策过程中保持相关性时，政治源流就在决策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因为此时主要的问题是政策企业家将会得到必要的多数党派支持使其心仪的方案建议被采纳吗？”如果接受这个命题，很容易看到正式制度是如何通过达成妥协和建立优胜联盟的方式来形塑多数党派和规则。政党在塑造一个可被人们接受的问题—方案集合上起了重要作用。例如，在威斯敏斯特式的多数民主体制中，由多数党支持的提案将会被迅速采纳，且过程伴随着较少的妥协。然而，在权力明显分立的两院立法或总统制的政治体系中，即他们所声称的制度多元主义的条件下，一般来讲，在获取支持这方面，政策企业家的作用比政党更大。

Ⅴ.未来的发展方向

本专刊弥补了对MSA进行研究的相关文献中所遗漏的部分。作者重新回顾了制度模糊性、场域、政策之窗的持续以及政策企业家精神等这些概念，并增加了一个新的要素：耦合的结构性要素。这是学者们在前述MSA的相关文献中关于制度作用假设的基础上，与一种理论进行对话的第一次系统性尝试。赫威格（Nicole Herweg）、萨鲁格（Sabine Saurugger）和特尔潘（Fabien Terpan）的两篇文章探讨了制度变动在企业家精神以及具体情景中是如何影响政策变迁的。罗兹比卡（Patrycja Rozbicka）和索菲尔（Florian Spohr）具体分析了在明确的制度环境中利益集团的战略，而斯特伦（Harald Sætren）则分析了企业家战略和制度位置对于政策成功的影响。诺瓦特利（Vilém Novotný）和波拉斯克（Martin Polášek）阐述了内生效应在政治组织改革中的作用。前两篇文章运用MSA讨论了制度因素对政策过程的影响，后三篇文章检视了行动者和所采取的战略是怎样影响制度的。

赫威格运用MSA来解释欧盟天然气指令的议程设置过程。她首先明确了国家层面的政治源流和欧盟层面的政治源流之间的区别。因为欧盟层面的制度形态是明显不同的，所以明确欧盟层面的政治流是什么显得很重要。在制度多元主义框架下，她做了一些重要调整。首先，她从委员会的立场变动中提取出欧洲国民情绪这一变量。其次，除评议会主席外，欧洲理事会在每一项法定权力的政策之窗开启过程中起作用。国家而不是党派关联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最后，由于欧盟政策源流中行动者的极端异质性，技术可行性是政策思想幸存的唯一标准。尽管需要深刻的制度适应性，作者仍然肯定了MSA的基本逻辑：当三源流发育成熟，政策之窗开启，政策企业家积极推动三源流汇合，问题就会被提上政策议程。

萨鲁格和特尔潘检验了在经济危机时，强硬的规定或温和的规定出台的条件。聚焦于21世纪欧盟经济治理的两个阶段，他们用经验数据为论断提供支撑，认为越宽广的政策之窗（并被应用到一个长时间的政策过程）越会导致限制性的法律规范[类似扎哈里尔迪斯假设的源于现状的巨大偏差。和赫威格一样，他们把党派关联从政治源流中剔除，把政治源流归为对国民意见的支持或反对的评判。独创性和制度创新体现在作者提出了一个在欧盟层面具有重要影响的关键变量：政策企业家之间基于共识的一致性程度。欧盟利益和机构流动二者之间的异质性强化了一致性的作用。政策之窗的结构特点同样能够影响政策变迁的规模：越宽广的政策之窗带来更深远的政策变迁。但是，作者承认了行动者嵌入制度的必要性。政策企业家把一致的信息凝聚在一起，在层级分明的机构中更有可能成功地让自己心仪的提议被采纳。

罗兹比卡和索菲尔论述了利益集团在多重治理背景中的重要性。从多元主义和法团主义下的国家福利制度中获得经验证据，并在欧盟背景下把二者进行对比，他们考察了资源、反馈和公共诉求介入对政策过程的影响。他们发现，制度嵌入下的法团主义体系通过正式化参与和确保稳定性的方式来抑制新的进入者。随着系统变得越来越不集成化，即更加多元化，进入的可能性增加以及不稳定的优胜联盟和政策逆转的机会也会增加。更重要的是，像萨鲁格和特尔潘一样，由于欧盟的制度可塑性和缺乏中央集权，他们认为来自一致性利益集团的企业家的力量在欧盟层面得到了加强。换句话说，不同的制度结构偏好不同的行动者，但它们不会影响MSA的时间性框架和耦合逻辑。

斯特伦分析了一个有技巧的政策企业家怎样在挪威中央政府部门权力下放（搬迁）到地方省份过程中取得巨大成功。面对搬迁计划的三个方案，他发现只有一个能成功，并且不具有优势。政策企业家（部长）是一个政党局外人，面临一系列很难应付的有组织的和坚决反对的挑战。尤其是这两个因素让他能够成功：制度性的位置和可操作的设计。政策企业家大胆偏离自己所属的政党的既定政策工具即发起一个公众调查专家委员会，优先提出一个政策。相反，他利用职务之便创建一个紧密联系的、具有政治导向的部长间计划团体，起草了一个能满足议会中广泛利益诉求的区域平衡协议。有趣的是，斯特伦回顾了由佐赫尔菲等人提出的假设，并发现即使是在多元制度主义程度较轻的挪威政治背景下，也是政策企业家而不是政党在起重要作用。

诺瓦特利和波拉斯克通过检视捷克社会民主党的现代化进程从而拓宽MSA的应用范围。他们发现，在一个内生轨迹中，政策窗口的规模影响政策结果（现代化）的规模和范围。小范围的改革可以带来选举成功和为政党增加新的活力。讽刺的是，就是选举失败为更广泛的改革打开了一扇宽广的窗口，从而达到加强政治基础，增加新目标和规则，加强对领导班子控制的目的。然而，以政党决策和执行/行政决策混为一谈的重叠形式存在的制度模糊性，造成问题源流不堪重负并最终关闭改革的窗口。通过一个不同的机制把不完整和不均衡的政策执行与政策窗口联系起来，就回到了布兰克鲁的论断上来：在时间t上改革的规模（取决于潜在支持者的数量），影响t +1时点上政策之窗的持续时间。

总而言之，本文重新审视和拓展了最近MSA研究中关于制度层面创新的方面。考虑到制度因素介入MSA，学者改进了相关假设，比如在欧盟层面政策窗口的持续时间和政策范围以及独特制度结构之间的关系。他们还用经验证据证实了其他一些观点，例如源流的发育程度，政策企业家的策略以及在特殊耦合策略背景下制度的作用。

再回到皮希雅的故事上来，政策过程在许多方面就类似一个德尔菲神谕仪式性的过程。而在仪式内容中固有的模糊性服务于多重目的，这个过程由现行制度形态相互塑造而成。制度形塑了决策内容和决策过程。他们扮演德尔菲神谕中“有用的骗子”这一角色。这些文章描绘了一幅不完整的画面，使我们可以部分了解这一机制是如何运行的。但要更清楚地了解模糊性是怎样为公共政策研究增加意义和价值，则需要进一步不断的研究来完善相关理论。

本期编辑：曾泽栎

本期校对：莫志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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